他们的那一天和这40年

­　　40周年纪念日前夕，遇难者家属在纪念墙前寻找亲人的名字

­　　李玉林飞车进京报信，已成为纪念唐山大地震的标志性雕塑

­　　曹国成至今保存着唐山大地震救灾的报道

­　　1976年7月28日的那个凌晨，唐山的人们在大地的震颤中醒来，一辆矿山救护车疾驰着向西驶去。这辆救护车最终开进了中南海，车上的人们向时任国家领导人汇报了唐山所经历的灾难。日后，这辆救护车也被称为“唐山醒来的第一辆车”。

­　　40年过去，唐山这座城市逐渐在大地震的阴霾中站立起来，而救护车上的人们，也随着家乡的重生继续着自己的生活。

­　　在他们当中，有人尝试着忘掉地动山摇间的苦难记忆，一幕幕痛苦却不断在眼前翻转；有人在进京报信的同时经历了亲人的罹难，此后默默承担着由此而来的思念与愧疚。但无论境遇如何，他们都对40年前矿山救护车上的那个决定难言悔意。

­　　40周年

­　　唐山大地震的纪念墙位于城市东边的南湖附近，12面高7.28米的黑色花岗岩石板墙一字排开，24万多个生命终结于大地震时期的名字被镌刻在了上面。

­　　7月底，当第40个“7·28”纪念日临近时，前来祭拜的人渐多，纪念墙入口的地方也摆起了鲜花摊位。

­　　一家三代人穿梭于石墙中间，其中的老者坐在轮椅上捧着一束白菊。墙上的名字太多，他们还是看着旁边的编号索引，才找到了亲人的所在。不同于一般的墓地，石墙前没法有更多的仪式，他们只是把鲜花放下，轻念上几句“一切都好”。

­　　一番言语后，一家人又转向了另一面石墙。当中的小女孩有些不解，老人解释道：“你还有位舅老爷在那边。”

­　　李玉林在2014年去世，这位原开滦唐山矿的工会副主席，40年前曾是进京报信救护车上的一员。纪念墙上刻着李玉林14位亲人的名字，在他离去之后，后辈们依然保持着每年来祭扫的习惯。小儿子李健钢清楚地记着14位父辈和兄弟的编号，按照所遇难的区域不同，分居在三面石墙之上。

­　　因为采访的缘故，唐山本地媒体人王伊明与李玉林成了至交好友。每当纪念日到来时，王伊明总会想象李玉林若还在世的情景，可能依旧会被媒体包围，讲述着当年进京报信的故事，像个“明星”一样。

­　　可王伊明更愿意留存的，仍旧是两人最后一次偶遇在唐山街头时的模样，李玉林满头华发却腰杆挺得笔直，大声地说笑着，那才是一个唐山矿工本来的风貌。

­　　在李玉林去世前的几个月，原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去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，曹国成也是那年进京报信救护车上的一员。病床上，李玉林的气力弱了不少，早不是曾经的精干模样，

­　　可在曹国成脑海中，那段40年前在矿山救护车上的经历却依旧清晰。

­　　那一天

­　　1976年7月28日，凌晨3点42分，在大地的震颤中整个唐山剧烈地晃动起来。

­　　李玉林在睡梦中惊醒，抱着妻儿从二楼跳了下去。

­　　此时，相邻而住的曹国成也逃出了屋外。两人见面没顾上多说几句，就发现他们所住的格子楼因为刚刚建成不久、竟是附近仅有的结构还算完好的建筑。街边余下的地方，已尽被夷为了废墟。

­　　同在唐山矿工作，一片漆黑中，两人顺着运输线路的铁轨向着矿区的方向奔去。到了西门的位置，李玉林和曹国成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情景，找不出更多形容的言语，“全平了。”

­　　也是在这里，他们遇到了矿山救护队的司机崔志亮，他原本要去井上检修设备，在猛烈的晃动中才原路返回。三人上了那辆矿上的救护车，向唐山的外围驶去。无论李玉林在世时还是如今曹国成回忆起来，他们都证实，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只是为了找到一部能向外界报信的电话。

­　　救护车一路向西，但“找一部电话”的目的却始终没能实现。“天快亮时我们到了一个县政府，房子都塌了，干部就在院子里办公，更别提什么电话了。”曹国成回忆说。

­　　当救护车驶出唐山地界时，身后正有数十万人努力想从废墟中挣脱出来。地震时，19岁的王伊明正在唐山郊区插队，他从所住的砖房废墟里爬了出来，确定附近的知青都无大碍后，便向城区的家中赶去。

­　　一路上，两边砖瓦的缝隙里不时有呼救声传来，王伊明不得不停下脚步参与到施救中。费力把幸存者挖出来，他顾不上领受更多谢意，只是嘱咐着：“您赶紧想办法弄弄伤口，我还得去找我家里人呢。”

­　　返回家中，王伊明在医院工作的母亲正忙着处理伤员，看见儿子出现在面前她才醒过闷来，“快去你姥姥家看看！”

­　　当地震过去三个多小时后，那辆矿山救护车一路找着电话竟已开进了北京境内。他们径直前往中南海，李玉林、曹国成等人见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，汇报唐山所遭遇的灾难以及所需的救援。

­　　在汇报之后，李玉林和曹国成等人被带到隔壁房间休息。看他们来得匆忙，穿的都是睡觉时的短打扮，警卫人员送来了几套绿军装，随后又端来饭食。曹国成看见碗里是厚厚的一层肉末，用筷子一挑，下面是满满的白面条，那已是当时非常不错的伙食。“确实很饿，可就是吃不下去，最后我们喝了几口面汤解渴。”

­　　离开中南海后他们又前往煤炭部汇报情况，当天下午4点，这辆矿山救护车踏上了返回唐山的路程。

­　　14位亲人遇难与救灾重建

­　　大地逐渐恢复平静，回到唐山的李玉林不得不面对告别的时刻。他发现，14位亲人在地震中遇难，其中也包括他的父母和那天恰好去探望的大儿子。

­　　而王伊明则靠着姥姥家门前的大树辨别出了位置，地上则铺满了砖块，那本是为即将成婚的表姐盖新房所准备的。“四口人，只有我表弟还活着。”

­　　不少唐山人选择在南湖附近安葬了亲人，这其中也包括李玉林和王伊明。遗体用找到的棉被裹着，挖下一个大坑，一层人、一层土、再一层人。王伊明记得，那时的南湖边没有太多的哭声，“也许是蒙了，也许根本就来不及。”

­　　在那个逐渐恢复生产的年代，唐山的矿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一句“四五翻番”的口号让工人们有了更大的干劲儿，一袋干粮背下去，可以在井下干上一两周的时间。曹国成记得，那时的日子正在逐渐变好，市区里，盖起了越来越多的楼房，生活上，工人们每个月甚至能领到一斤酒票。“只是这场地震，让一切都停了下来。”

­　　也正因为如此，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救灾与重建占据。每个家庭都住进了简易房，下面一半是砖瓦结构，上面则用茅草、毡布搭盖，预防着余震的再次来袭。年幼的李健钢几天见不上父亲一面，李玉林推着一辆28自行车偶尔路过家门，用车轮顶开屋门，探身一看妻儿都还好，便又转身离去。曹国成也回到了矿武装部工作，他要组织人手看护好那些保卫矿山所用的武器弹药。

­　　除去手头的工作，两位在救护车上的人物需要做得更多。李玉林作为模范人物开始800多场的报告生涯。唐山的伤员被送往全国各地治疗，这些地方都曾留下李玉林的足迹。人们一次次希望从他口中听到，那个飞车进京报信的故事。而在地震之后第二年，因为历来的资历以及进京报信所产生的威信，曹国成同样被提拔为武装部副部长。

­　　地震之后，王伊明的父母本有机会返回南方老家，但他拒绝了这样的提议。王伊明像许多唐山本地年轻人一样，报名参加了重建的施工队。他用四年时间，在一片废墟上成为了一名熟练的钢筋工人。

­　　“唐山从地球上被抹去”的断言最终没有成为现实，1978年9月，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1号小区开工，到地震10周年时，100多个这样的小区出现在昔日的废墟之上。统计资料显示，到1986年6月底唐山复建完成，恢复建设竣工面积1800万平方米，其中住宅面积1122万平方米。

­　　那个时代的选择

­　　进入上世纪80年代，李玉林一度赋闲在家，错过了唐山矿恢复生产后的高光时刻，他多少有些落寞。生活拮据时，李玉林凌晨便骑车出门，一路骑到天津去钓鱼，留给孩子们一个沉默的背影。

­　　年逾五旬，曹国成同样不再适合武装部每天巡逻、拉练的辛苦工作，他被调往唐山矿一个生产配件的部门任职。

­　　可在更多人眼中，李玉林仍旧是“抗震模范”。他复出后曾担任唐山矿篮球队教练，一次去邢台比赛，开赛前读到他的名字，全场掌声雷动。

­　　可李健钢觉得，外人看来的荣耀，在父亲这里却是种复杂心情。李玉林在家时绝少提起地震经历。只有一次，李玉林对儿子说起了地震，“我父母家的房子是木头盖的，挖出来时发现他们是被闷死的，也许早点去就可以……”

­　　那次开始，李健钢明白了，对于父亲来说，“飞车报信”是一块盖住了伤口的绷带。下面的伤口，是对丧亲的愧疚。无论自愿与否，当时代和人们需要时，李玉林必须一遍遍对人重复“飞车报信”的故事。每年纪念日时，李玉林总会迎来一批批的记者，关于如何开出唐山、如何驶进中南海的细节被一遍遍问起，他躲不开被问到亲人遇难的经历，无论他自己多么不愿再回忆。

­　　当提问的人群渐渐散去，李玉林只能独自排解，每年纪念日前后，他整天骑车在外，独自穿行于唐山的大街小巷。

­　　儿子结婚前，李玉林把未来的儿媳带到了纪念墙前，他一一指明每个熟悉的名字，让“新成员”与家人们见了面。

­　　同样有着类似经历的，还有救护车的司机崔志亮。1976年7月27日晚，崔志亮恰好值夜班。李玉林生前回忆时曾说，崔志亮的妻子和未满八个月的孩子都在地震中离去，“当时，我们开车就经过了小崔的家门口，但他硬是毫不迟疑开过去了。”

­　　换了工作环境，周围人仍然知晓曹国成在大地震时的作为。但他自己并不总想记起那些苦难，他希望用日后重建时积极的变化作为代替。上世纪80年代，曾有记者在采访曹国成后写就了关于唐山大地震救灾的长篇报道，那本页脚已经弯卷的杂志，他始终保存着。

­　　成为记者的王伊明，一直探寻那辆救护车为何在亲人生死不明的情况下，选择抛下亲人一路向西的原因，最终他认为这是“那个时代”让他们做出的选择。

­　　时代影响着人们的认知，最直接的投影是开滦煤矿。救护车上的几个人都是数十万煤矿工作者的一员。唐山因煤矿而兴，数百米巷道深处，是“六面石头夹一块肉”的工作。高危的环境，被煤渣模糊了的面貌，“个体”似乎都一样，“集体”成为了第一价值。

­　　城市与他们

­　　地震构成了唐山人的集体记忆，无论是强调集体的1970年代，还是重视个体的今天。在一年的纪念日前夕，王伊明在街头做了一次“地震中谁是你的救命恩人”的调查，随机询问了100位唐山人，其中最多的都是被自己的邻居所救。

­　　王伊明想起了年少时在井下学工的一段经历，因久不见天日，矿里有些纯白色的昆虫。少年们觉得好玩，想上去逮了，却被工人们厉声喝止。“因为在地下，那是生命的象征。”

­　　上世纪90年代，李玉林和曹国成相继从唐山矿退休。随着新城区的建设，他们各自搬离老宅，此后很少见面。

­　　可一些自矿上养成的习惯仍旧保留了下来，老矿区澡堂还在时，李玉林像大多数“矿上人”一样，每天上午都会去冲个热水澡。偶尔，他还能碰到那些与自己一同从废墟中爬出来的老伙计。

­　　搬迁新房，李玉林特意选了长青楼里的一栋，在那里站在窗前，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唐山抗震纪念碑。清晨时，他总要绕着纪念碑跑上几圈。

­　　汶川大地震发生时，像许多唐山人一样，李玉林因为经受过类似的苦难，也有着感同身受的体味。看过灾情的报道，他让儿女尽可能多地找出家中闲置的衣物，又捐出了自己一个月的退休金。

­　　炎炎夏日里，曹国成在家里最习惯的打扮，仍旧是那件印着“唐山矿”字样、破了洞的跨栏背心。纪念日临近时，电视上播放出那些黑白胶片拍摄的画面，揪心的日子又被曹国成想起。他最惦记的是那年护送到机场的那名伤员，小伙子被落物砸中了脖子，处在半昏迷的状态。一路上曹国成也没能与他拉上几句家常，只知道他是一名来自外省的救灾队员。

­　　当2013年7月的纪念日到来时，李玉林最后一次向一众人讲述了自己驾车进京报信的故事。此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，弥留之际，他把最疼爱的小孙子叫到床前嘱咐着要好好读书成人。

­　　李玉林去世后，家人不再接到采访的要求，李玉林作为一个时代模板的作用正在消失。这并不妨碍李健钢仍旧觉得父亲伟大，伟大不只源自那辆自废墟驶向北京的救护车，更源于父亲多年的隐忍和对丧亲的愧疚。

­　　本版文并摄/本报记者 刘汨

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预约挂号

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
深圳治疗性传播疾病医院

开封市儿童医院专家